鲍金龙戏路很宽，所有行当的基本功，他都能教，拜师以后，他指定袁雪芬学青衣，小泉香习花旦，并亲自为她们启蒙。这位老艺人，心肠热，脾气躁，信奉的是那套“棒头底下出孝子”、“鞭子底下出角儿”的哲学。他对这群女孩子，要求十分严格。唱、做、念、打、稍为“出格”就要“吃手心”。但是直到现在，他的学生们还很怀念这位严师，认为自己能有今天，应该感谢这位辛勤的启蒙者。没有这位老师，不打下深厚的基本功，要在台上“站住”、“立稳”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鲍师父为人厚道，姑姑们赚了几个“讨饭钱”（从前一台戏中间往往加一场苦戏，角色跪在台上衷告，台下好心的观众就往台上扔钱。这些钱照惯例分给大家，名叫“讨饭钱” ）都喜欢存在他那里。人家廿五个铜板算一角小洋，他只要廿四个。别小看这一个铜板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当年的孩子仍旧记得这位老人和这一个铜板。

   正是由于这位老艺人的辛勤培育，袁雪芬、傅全香、钱妙花，这些小姑娘，仅仅半年功夫，便上台演出了。1934年春天，他们跟着老板、师父，在浙东水乡到处飘泊，过起“年年难唱年年唱，处处无家处处家”的生活。

   旧社会在江南水乡演戏，除了大庙有现成戏台外，都是因地制宜，临时搭台，或搭在广场，或搭在河边。如果搭在河边，戏台的一半就架在水上，戏班坐的乌蓬船就成了现成的“后台”。别看这些戏台简陋，却硬是“滚”出了人才，小姑娘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但就是喜欢上台演戏，连跑龙套都抢着干。辛苦也真辛苦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还常常要唱“两头红”——从日出到日落，往往这一处刚演完，就连夜赶到另一处去，为的是多挣钱。小孩子赶夜路，免不了打瞌睡；爬山脊，走田埂，一不小心，便要跌到沟里去。鲍金龙常备一根长绳子，要大家都拉着绳子。乐队是大人，走在最前面，鲍金龙自己走在后面，孩子们夹在中间，一面赶路，一面教唱，大家不知不觉忘记了疲倦。

   在舞台上滚了近六十年，趣事很多。但是傅全香本人认为最得意、最有趣的一次演出，却是自己的“处女作”——第一次上舞台演戏。

   当时泉香在班里年纪最小，最早的拿手戏是《九斤姑娘》，观众都叫她“小花旦”。“小花旦”一出场，总有人喝彩。她人最小也最顽皮。有一次，一个跟斗翻到台下，看客把她抱起来送到台上。又有一次，她演一个角色，开场上过后，要到最后再上场，中间要脱空好几个钟头。开始谁也不注意，到快要上场了，却寻来寻去不着这个“小花旦”，大家急得要命，只好临时叫人对付。散了戏再寻，才发现她穿戴得整整齐齐，一个人躺在一只大戏箱里呼呼大睡。

   小泉香的第一次登台，后来傅全香的回忆是：

   “讲到我的第一次登台，实在有趣得很。那时候我只有十岁，同袁雪芬都在嵊县‘四季春’女子越剧班小班。说来也真可怜，我们这个‘四季春’，大班小班六十个姐妹，只袁雪芬一个人识字，另外的一个大字不识，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。开始学戏，除了口传心受，班里管事的，还把每一个人的台词写在一块布条上交给大家。我根本看不懂，可还是郑重地把它放在一只自己心爱的火柴盒子里（要知道我们这些山沟沟里的穷孩子，即使火些盒也很摊拾到。偶然拾到一只，就当宝贝一样藏在身边当玩具）。后来看到大家都不识字，干脆连这小布条也不发了，唱词全部口传心受。有的记性差，记不牢，唱不好，就要‘吃手心’”。

   “同班姊妹中，数我与沈爱莲最小。我记性好，师傅一教就能记住，从来没有因此吃过‘手心’。可是我从小顽皮，在这方面挨‘手心’挨得最多。沈爱莲不顽皮，可记性差，老背不出台词，常常要我代她记。她家里比较有钱，妈妈常常带了花生、山芋干、南瓜子这类东西来看她。她就拿这些东西同我‘交换’：我替她提一句台词，她给我五颗花生，或者十粒瓜子。两姐妹相处得顶好。”

   “第一次登台，是在嵊县柳岸村。我在《三仙炉》这个戏中，扮白赛花小姐的丫头。小姐的未婚夫凤鸣满门抄斩，他一个人逃出。白家二老就要赖婚。小丫头听到了，就急急忙忙上楼报知小姐。报信这一段是重头戏，我在登台之前，天还没黑，师傅早就替我化好妆，扎了一个大包头。十岁的娃娃，大包头一扎，就头昏眼花，时间一长，更加难过，头痛之外，还一个劲要呕。硬撑着，撑得眼泪嗒嗒滴。脸上胭脂花粉，被泪水淋得一塌糊涂。有人一看便骂：‘侬哪能弄得象吊杀鬼一样！’要登台了，师傅匆匆忙忙帮我整理一下，把门帘一掀。我刚跨出一步，一眼望去，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，心里一慌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头一缩，又退回了后台。谁知脚跟还没立稳，师傅招呼也不打一个，就朝我屁股上狠狠一脚，硬把我从后台踢到前台。挨了这一脚，一到台中心，自然昏头昏脑，乱了章法，本来是急匆匆上楼报信，却不料脚步、身段变成下楼了。”

   “嗨！这一错，台下可开了锅了：‘这只小猢狲，晕头转向上楼下楼也调错了！’‘侬这只小猢狲，调错了，调错了，上楼！上楼！’台下这么一喊叫，倒把我叫醒了，反而不慌不忙，重新退到上场门，一边跑圆场一边唱：‘可恨夫人黑良心，要把小姐图赖婚，要把姑爷送官办，我急急上楼来禀报。’唱完，再登登登上楼报信。一路演下来，居然不再出洋相。特别是因为嗓子好，又拼了命唱，这四句唱词一出口，台下竟来了个满堂彩。有些观众马上议论：‘看不出这小猢狲，上场昏过了，倒唱得蛮有样子！’‘我看这小猢狲，会出山的。’我父亲孙琴文是‘四季春’的鼓师，那天‘串红台’，也是他打的鼓，从头看到底，开头为我捏了一把汗，看完也开心得不得了。”

   “回到后台，我自己却担心师傅鲍金龙会不会再踢我一脚，包头也不拆，呆笃笃坐在那里，一声不响。师傅看了，只说了一声：‘侬为啥不去拆头？’我听了如逢大赦，赶紧把头拆了。拆好头，师傅仍旧一句不骂，只关照一句：‘唱戏总要给众人看的，从今以后到随便啥地方，都不要怕！’”

   “师傅这句话，大大壮了我的胆，以后唱戏，就不怕了。而且来得喜欢抢戏演。只要让我登台，跑龙套也好，翻跟斗也好，比什么都起劲。不过一直到长大，一碰到扎大包头，就‘条件反射’，头晕，头痛，想呕。等到我自己一当角儿，就干脆把它废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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