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夏天，是个难忘的夏天。越剧这一江南地方戏。跨出祖国大门，走向世界舞台，应邀到民主德国去访问演出。这是越剧第一次到国外作正式演出。带去的剧目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西厢记》等。傅全香作为祝英台，与梁山伯——范瑞娟双双“飞”到欧洲去了。

   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故事，是我国流传最广泛的民间传说之一。国内许多剧种都曾演出，但要数越剧的影响最为深广，它是越剧的代表作、“看家戏”。人们每谈到《梁祝》，总是习惯地想起越剧那柔美的唱腔，细腻的表演。傅全香的那句“梁兄啊”，就不知风靡过多少越剧迷。

   傅全香一开始学戏，就听到梁祝的故事，后来也演过《十八相送》。但那时年纪小，只会唱戏而并不懂戏，后来，随着实践及水平提高，才知道要真正演好戏，必须首先掌握人物的性格、特点，掌握戏情、戏理。

   我们曾多次欣赏傅全香扮演的祝英台，除上面提到的《十八相送》外，给我们印象特深的是《楼台会》“久别重逢梁山伯，倒叫我又是欢喜又是悲，喜的是今天和他重相会，悲的是美满姻缘两拆开……”那一段如泣如诉的唱腔和感人至深的表演艺术，充分发挥了“傅派”特色。及至戏的最后，祝英台血泪交迸。唱出：“立坟碑，立坟碑，两块坟碑立起来，红黑二字刻两块，红的刻的是我祝英台，黑的刻着你梁山伯。我与你生前夫妻不能配，梁兄啊，我就是死也要与同同坟台……”这段唱缠绵悱侧，更把这一悲剧引向顶峰。每演到此，坐中抽泣之声不绝。傅全香善于演悲剧，此剧演来丝丝入扣，更见功夫。

   出国的通知是5月份收到的。傅全香说：“简直像在做梦！我这个山村小姑娘，当年一只小包袱进上海，一心想的，只望自己演好戏，能够在上海站住脚，现在居然要出国去为国际友人演出了。”

   继而又担心，中国的越剧能为外国观众接受吗？风俗习惯不同，文化传统各异，语言隔阂，表演独特……

   初出国门，心情又激动，又复杂。傅全香记忆最清楚的是出国前先到北京集中，学习出国礼仪。担任教授的是从国外回来的戏剧家洪深。他教她们如何吃大菜，如何用刀叉，喝汤不能出声音，汤盆不能朝里倾，吃鸡不用手帮忙……当时，除了徐玉兰刚刚结婚外，傅全香等都未结婚，洪深关照时横一句你们小姑娘，竖一句你们小姑娘。又叮嘱她们，外国人过来拥抱你，你别怕，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要扔掉。思想要开通些，不要忸忸怩怩，要落落大方。听人家说话要眼睛看着人家，这是礼貌。……

   7月初，她们一行在许广平团长领导之下，到达东柏林。打炮戏是袁雪芬和徐玉兰的《西厢记》。穿着礼服的德国观众，彬彬有礼地就坐后，灯光就暗下去了，乐池响起序曲，幕布徐徐拉开了，鸦雀无声的观众席上，不约而同地响起惊叹声：“嗬……嗬……”。他们称越剧为“绍兴歌剧”（绍兴opera），眼神中充满惊异、兴奋。有不少观众手中还在翻动英译本的《西厢记》。第一场《惊艳》闭幕，得到了满堂彩声。一直坐在观众席上的傅全香这时才松了口气。艺术无国界，艺术是人类共通的，东西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，艺术沟通了大家的心！

   第三天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与德国观众见面了，同样引起哄动。当演到“彩蝶双飞”时，观众席上一片欷嘘声，反响十分强烈。傅全香、范瑞娟谢幕再谢幕，一次、两次……竟然谢了二十八次之多，而且仍有欲罢不能之势。第二天，据当地报纸介绍，谢幕的次数打破了该国的记录。

   祝英台和茅台（酒），我国的“两台”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强烈和深挚的爱！

   对于《西厢记》和《梁祝》在德国演出的巨大成功，作为一名新中国的越剧演员，傅全香感到光荣自豪。她决心和姐妹们一起，努力把越剧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

   傅全香这个人，有时也很淡，带了掌声回国后，当然是很兴奋，但也并不因为在国外获得成功而沾沾自喜。三十年代，她初进上海时，因鉴于当时环境的复杂，人心诡诈，她曾吃过九年素：三年报娘恩，三年报爹恩，三年报自身。这种虽说是消极的做法，对她后来性格的形成，多少有一些影响。她常对记者说起，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周信芳对她讲到的那席话：“我们唱戏的，肚皮好象是仓库，仓库里如只有一升米，只好烧薄粥，必须有一石米，才可能翻花样，今天吃蛋炒饭，明天吃八宝饭。”“我们这些人有幸身为演员，总有人捧，有人骂。我这一生。捧的人不少，骂的人更多。我所以不被‘捧煞’，不被‘骂倒’，主要靠自信。在被捧的时候不飘飘然，还告诫自己，不要头脑发昏，你自己并没有那么好！在被骂的时候，我又拚命给自己打气：千万不能泄气，你并没有那么坏！”这警世良言，傅全香始终牢记在心，一生受用无穷。

   不过这次出国，对傅全香来说，不仅在艺术生涯中是“辉煌的一页”，而且在家庭生活中，也是一个巨大转折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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