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东山越艺社经历了一年多不平凡的岁月，傅全香政治上、艺术上都大有长进。1948年夏，袁雪芬病愈，重返舞台，与范瑞娟重组“雪声”。傅全香又高高兴兴地参加尹桂芳的芳华剧团，演出于新光剧场。芳华剧团阵容也很强：有老生徐天红，小生高剑琳（现在西安越剧团）等。在短短两三个月里，她们演出了《桃花扇》《鲁男子》《乱世佳人》三部名剧，几乎场场客满。但是，傅全香以带病之身，赶排赶演，终于过度劳累，于10月份再次病倒。到医院一照X光，肺上有部分已经象马蜂窝那样，医生诊断肺结核已经进入第三期。外加由于缺乏医药常识，打了空气针还去洗澡，结果胸腔积水，浑身浮肿，连躺也躺不下去，再倦也只好斜椅在床上……

   傅全香告诉记录：“一听说肺痨已经进入第三期，我一下浑身软瘫，心里象有一把火在烧那样难受。一个念头马上牢牢缠住不放：自己年纪轻轻，正想在新越剧中有所作为，却竟一病不起，为什么命这么苦。这些事情郁结心头，病越来越重，心也越来越烦。眼睁睁快要不行了。在医院里躺了不到半个月，消息传到新光剧场老板耳朵里。他便带了手枪到医院来逼我赔偿‘损失’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得把所有积蓄，全部拿出来作为‘赔偿’。除了必要的生活费，连医药费也没有留（这笔医药费直到1949年我重新唱戏以后才还清）。这真叫倾家荡产。之后，我就只好回到乡下，尹大姐只好去香港。

   “回到乡下，每天咯血，仍旧不能躺平。我已经不抱生的希望了。家里也给我准备好了后事。正在这时，我遇到一个中医施老先生。他抓住病的要害，用白术、红枣等中药补气；稻叶露水润肺、止咳、化痰；骨头汤冲菠菜根、‘头生鸡蛋’、乌骨鸡等增加营养；带我清晨散步，吸收新鲜空气，取‘清’去‘浊’；每天三次与我闲坐谈天，为我解闷、分忧、消愁；要我定时起卧，保证充分休息。真是绝处逢生。想不到这比当时需要用金子计价的雷迷风、链霉素功效好得多。1949年春节前后，我回到上海，已是鲜灵活跳。再到大上海疗养院检查，病灶居然全部钙化。”

   1949年春节，傅全香和范瑞娟三度合作，演出于明星大戏院。病后光彩，不减以前。5月，上海解放。“八姐妹”（尹桂芳在香港未回）都象小孩子穿新鞋过新年一样，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解放。1949年夏天，她们参加了地方戏曲研究班学习了一个时候。接着，袁雪芬、吴小楼等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国营剧团——华东实验越剧团。傅全香、范瑞娟她们的东山越艺社则于1949年下半年开始，演出于丽都大戏院。经过学习，翻身感十分强烈，剧场内外，又风气大变。姐妹们心情舒畅，以崭新的面貌与广大观众见面，演出《劈山救母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孔雀东南飞》三大名剧，获得了巨大成功。

   1950年8月，对范瑞娟、傅全香、东山越艺社全体人员，以整个越剧界来说，都是极不平凡的。用傅全香的话来说，叫做：“我们唱戏唱进了中南海，唱到了毛主席、周总理身边了。”

   过去，越剧只在上海、苏南、浙江流行，从来没有进过北京，可是，这一年8月，东山越艺社邀到北京演出《梁祝》和《祥林嫂》。不演则已，一演惊人。8月的一天，有关部门把姐妹请进中南海，到怀仁堂演出。事先她们也不知道有些什么人来看戏。在后台扮好妆，刚好上演，就有人来报信：“毛主席来了！周总理来了！”“真的吗？”开始她们还不大相信，一到台上，朝台下一望，果然！戏一完，姐妹们没有一个不兴奋得掉眼泪。到北京演出以后，傅全香、范瑞娟出了名，《梁祝》这个戏也出了名。1952年，这个戏参加全国第一次戏曲会演，竟得了五个一等奖，表演一等奖，剧本一等奖，导演一等奖，音乐一等奖，舞台美术一等奖。确实，傅全香、范瑞娟解放以后在这个戏上是下了功夫的，表演艺术达到了崭新的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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