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徐玉兰拆档以后，傅全香肺病发作，病倒了。在杭州养了半年病，到1946年春天，再与张桂莲合作，演出于龙门剧场。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，上海越剧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：袁雪芬因演出《祥林嫂》而受到国民党的严重迫害。在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，袁雪芬团结姐妹们奋起反抗，取得了胜利。这个事件，不仅在越剧史上，而且在中国戏剧史上也是值得大写一笔的。袁雪芬、傅全香都向我们介绍了它的详细情况。

   1946年5月的一天，袁雪芬正在上海明星大戏院演出，化妆时，编剧南薇把鲁迅的《祝福》念了一遍给她听，并且问：“能不能把它改编成戏？”袁雪芬当时还根本不知道鲁迅为何许样人，更不了解他在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威望，以及国民党政府对他的强烈憎恨，然后祥林嫂的苦难遭遇，却使她感同身受，所以便一口答应了。在排练过程中，他们专门拜访了鲁迅夫人许广平，得到了她的热情支持。在彩排那一天，田汉、洪深、于伶、白杨、赵丹、史东山、熊佛西和刘厚生这些戏剧界著名进步人士都来了。因为他们都是应许广平之请而来，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南薇他们事先根本不知道，临时一见来了这么多名人，开心得不得了，戏也就演得特别好。这是第一次把鲁迅翁名作搬上戏曲舞台，舆论界反应自然强烈万分。

   左派高兴，右派必然恼火。随着《祥林嫂》的跨上舞台，麻烦便接二连三找到袁雪芬头上。开始，国民党特务们总以为对付这么一个二十五、六岁的女怜是轻而易举的。哪里知道，“劝告”也罢，“警告”也罢，捣乱也罢，这个“铁女人”就是不吃，照演不误！最后，一个蠢才想出了一个蠢主意：中秋节的早晨，袁雪芬坐黄包车到电台播音，经过南京西路成都路口，突然一条汉子从斜刺里窜出，拿了一蒲包粪朝她头上一套。差不多与此同时，一封装着子弹的恐吓信送到了袁雪芬家里。

   可是，这一包粪，这一颗子弹，非但没有把她吓退，反而在她胸膛里燃起了一股仇恨的烈火。她回到家里，洗洗干净，换了白衣白袜白皮鞋，昂起头，挺起胸，象往常一样，走进了明星大戏院的后台……

   于是，戏剧界沸腾起来了，舆论界沸腾起来了。在袁雪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当年在“大光明”振臂高呼，痛斥美国辱华影片的洪深，首先开了第一炮：“让这个善良的人活下去！”记者招待会以后，文汇报、联合晚报、新民晚报这些进步报刊固不必说，连正言报、铁报这样的报纸，也大张笔伐，搞得特务们狼狈不堪。结果，袁雪芬和她的姐妹胜利了，反动派缩手了，袁雪芬安然无恙，《祥林嫂》也安然无恙！

   这确实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一件大蠢事，也是他们“恐共”恐到了歇斯底里程度的明证。其实，那个时候，不要说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南微根本不是共产党员，而且上海戏剧界地下党组织，也并没有对越剧界有足够的支持，因为那时候戏剧界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是在电影、话剧两个方面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却引起了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对越剧界的关注。一天晚上，她们专门到“明星”去观看袁雪芬、范瑞娟合演的《凄凉辽宫月》。事先并没有通知剧团，汽车又停在离戏院较远的地方，座位则拣在正厅的后面，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事后，周恩来同志专门找了戏剧界的地下党同志，对他们说：“我这次到上海来，看了越剧，很出乎我的意料，听了你们的汇报，看了这些女孩子都在自发地进行斗争。她们大都是浙江农民的女儿，进了大城市以后，思想起了变化。她们感到自己是被侮辱被压迫的，有些人倾向进步。我们要做这方面的工作，接近她们，因为她们有群众。我们话剧一时不能起到的作用，她们可以起到。”正是在他的指示下，田权、于伶、刘厚生、李之华等地下党员，才开始了对这些“女孩子们”的接触。而这些“女孩子们”通过切身体验，也逐步认识了这个简单的真理：共产党是帮助自己的好人，国民党反动派是欺侮我们的坏人，我们应该拥护共产党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。

   事实上在这次抛粪事件以前，这些女孩子对于政治，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，是很不关心的。尽管痛恨流氓、戏霸，但并不懂得把他们同吃人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，不懂得什么叫革命，更不懂得应该拥护共产党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。袁雪芬演《祥林嫂》本来大家也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，可是却遭到了这么严重的迫害。当时她们一听到这件事，心里便火得不得了：“我们唱我们的戏，又没有惹着‘你们’，‘你们’为什么这欺侮人！”正是根据这个简单的想法，傅全香和姐妹们都起来支持袁雪芬。在斗争过程中，她们看到田汉、洪深、于伶、白杨、赵丹这些人都来帮助自己，自然非常感激。后来又听说，这些都同共产党有关系，自然就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。反过来，国民党同流氓、戏霸穿一条裤子，欺侮自己，自然不是好人，而是自己的对头。对于傅全香来说，这次抗暴斗争也算是一个转折点，原来对政治毫不关心，现在也开始有点朦胧的觉悟了。越剧艺人的这点觉悟，实在是国民党“逼”出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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